听到王文佐提到贺兰敏之，李弘的脸色有点难看，他沉吟了片刻：“那三郎以为应当怎么办？寡人当着太上皇和太后应允了，若是现在又有反覆，只怕传出去也不好听！”
“这个倒是简单！”王文佐笑道。
“哦？三郎你有办法？”
“当然！”王文佐笑道：“让沛王殿下去主持漕运就是了，漕运之事关乎长安食粮，乃是第一等的大事。让沛王殿下早点历练历练实务，免得整天与文人士子混在一起，务虚而不务实。这么做，天下人谁也不能说您待沛王殿下不友！”
“不错，这个法子不错！”李弘兴奋的拍了一下手掌：“三郎，你总是能替寡人解决难题，就这么办！寡人明日便让中书草诏，让沛王主持漕运之事！”
李弘这么兴奋不是没有来由的，自从周灭商，周公拿“宗法制”作为西周分配权力维系统治的政治制度之后，“亲亲尊尊”、“骍骍角弓，翩其反矣！兄弟昏姻，无胥远矣！尔之远矣，民胥然矣！尔之教矣，民胥效矣！此令兄弟，绰绰有裕：不令兄弟，交相为瘉。”（以周幽王的反例教育贵族们必须保持宗族内部团结）就成为了绝大部分古代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政治正确。所谓的宗法制，便是依照距离统治者父系血缘关系的远近为准绳来分配“遗产”（权力、财富、领地）继承法。
在这种继承法下，嫡长子有权利获得最大一份的同时，统治者的其他子嗣、兄弟、乃至侄儿也有权力获得较小的一份。统治者“嫡庶不分”、“长幼不分”、“废长立幼”、“以私爱分国立之”等破坏嫡长子继承惯例、不让嫡长子吃最大一块蛋糕的做法当然不对，但嫡长子登基之后，一家吃干抹净，不给亲族相应的权力财富领地，也触犯了这种政治正确。对于大部分现代中国人来说，专制皇权代表着大一统政权，在皇权和宗室发生冲突的时候，通常会本能的站在皇权一边，认为“削藩”是正确的，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。但古代中国人很多时候并不是这么想的。他们觉得天子吃大头的同时，天子的兄弟们也有权力分到一小块。
比如秦灭六国之后，废除分封制度，诸子不但没有得到封国和各种特权，反而在秦二世登基后被集体屠杀，后世都认为这种行为是秦帝国二世即亡的重要原因；汉文帝登基后，为了加强专制皇权，将其对皇权造成威胁的弟弟淮南王刘长囚禁，当时便有民谣《民为淮南厉王歌》:“一尺布，尚可缝。一斗粟，尚可舂。兄弟二人不相容。”可见在当时的民间的同情心是在淮南王一边，而非代表着专制皇权的汉景帝。身为天子的李弘也面对着同样的问题，他登基之后当然有权力获得天子的权力，但身为兄长，他也必须分给兄弟相应的好处，否则就会被视为“不友”，进而被视为一个道德上的缺陷，乃至没有资格统治帝国。
而王文佐的建议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——首先主持弘文馆虽然清要，但比起主持改革漕运来就算不得什么了，没人能用这个来攻击天子苛待自己的兄弟；而有王文佐盯着，李弘也用不着担心李贤会把漕运搞砸了，更不用担心李贤能够通过漕运获得自己的权力班底和声望，以至于威胁到自己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
飞快的在几案上写下要让中书舍人草诏的事情，李弘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笑道：“漕运的事情三郎遣人查看也有些时日了，打算何时开工？”
“自然是要等麦收之后，那时民力才有余裕！”
“嗯！”李弘点了点头，王文佐的回答在他的意料之中，在古代像这种大规模基建肯定只能在农闲季节才能开展，否则如果误了农时，庄稼欠收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
“这样也好！前两日裴公上书说要在骊山附近新建一座离宫！”李弘笑道：“就等秋后开工，寡人本来打算允了，不过漕运事大，就下旨暂停两都宫室兴建，好留出足够的民力来处理漕运之事吧！”
“在骊山修建离宫？”王文佐闻言一愣，裴居道建议兴建宫室倒是不奇怪，说白了唐代是一个以长安——洛阳为轴心的帝国，就算是唐太宗这样的明君，也没少征发民力建设宫室，这已经不仅仅是个人享受的事情了，还兼有帝国荣光、提供就业机会等等诸多方面的因素，但奇怪的是裴居道干嘛要在骊山修建离宫，那地方距离长安城还有几十里路，虽然历史上唐玄宗确实在那儿修建了华清宫，但唐玄宗修建华清宫即是为了个人享受，也有在长安城之外另外搞一个政治中心的目的。李弘一不像贪图个人享受，二也不像要在长安城外另立中央，干嘛要在骊山建设离宫？
“是这么回事？”李弘笑着解释道：“裴公的意思是，骊山那边风景秀丽，且有温泉，有利于太上皇养病。他主张在那儿修建离宫，让寡人尽尽孝道！”
“裴居道这老东西，还真是心急呀！”王文佐心中暗想，显然裴居道的目的不是什么孝道，而是想早一天把李治和武氏赶出大明宫，将其赶出政治中心。虽然王文佐对裴居道的做法有些不屑，但至少也不反对，李治也还罢了，武氏可是有好几次差点要了自己的性命，不补刀就已经是宽宏大量了，犯不着再替其说好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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